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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锤百炼厚脸皮 一年一次走亲戚

百花文艺 2018-11-07 16:06:28

百花文艺·散文


走亲戚
作者 安宁


在乡下走亲戚,你除了需要备好足够体面的礼品,还得有一张经得起千锤百炼的厚脸皮,随时准备接受亲戚的冷嘲热讽,或者听他们说一些语义模糊、却又会让你脸红难堪的双关语。


所以我怕走亲戚,就跟小羊怕见老狼一样。尽管母亲给准备的一提包烟酒糖茶,也不怎么丢脸面,但还是觉得有无所适从的紧张与局促。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我去胖婶家里玩耍,跟在自己家院子里一样自在,但去近亲姨妈舅舅或者姑姑家,却百般不情愿,心提得高高的,除非是出了亲戚家门,上了公路,眼看着离自己家越来越近,才会长吁一口气,有犯人离开了监狱的轻松与快乐。


偏偏乡下人最爱走亲戚,就好像不走亲戚,人就偏离了社会、离群索居了一样。走亲戚是人们彼此沟通有无、互相攀比较劲的一种需要。哪家变得富了,有了秘密了,非得去走一趟亲戚,跟那些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亲戚“说道说道”,才能释放出内心淤积的东西,重新轻松上路。否则,就那些无人分享的喜怒哀乐,也够将人给压死的。


每年走亲戚的高峰期,当然是过年的时候。好像一道过年的程序一样,大家必须要把所有的亲戚,都走一遍。漏掉了哪一个,都会成为一个重大事故,被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无数次提及,甚至有可能造成彼此断交的危险。所以为了顾及到礼节,我和姐姐弟弟三个人,需要一起上阵,代替父母去走亲访友。倒是大人们自己,不知是为了避免那些无趣的嚼舌根,还是不想让人知道这一年日子过得紧巴,反而据守在家里,招待前来走亲戚的小孩子们,并旁敲侧击地从小孩子嘴里,撬一些有用的八卦来听听。


在弟弟没有出生以前,走亲戚的任务,基本上都属于我和姐姐。姐姐骑车,后面载着我,前面带着母亲准备好的礼品,晃晃悠悠地就出了村子。那礼品里,必备的是“一刀礼”,也就是新鲜的猪肉,猪肉都是年前就割下的,常常送给第一家亲戚后,过上个十天,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自己家里。母亲眼尖,不用在那刀礼上做记号,就能够看出是不是我们家的。万物守恒,其他诸如红糖啊饼干啊    鸡蛋啊,最后也会换来价钱相差无几的其他礼品。所以走亲戚,那礼品换来换去,也不会 太过吃亏,不外是你的给了我,我的给了他,他的又转给了你。唯一越走越多的,是各家各户一年来积攒的八卦消息。真真假假的,听了来,琢磨一阵,再找人考据求证一阵,也就大致知道了彼此的近况。




乡下人似乎家家户户都有七大姑八大姨的,好像女人们不值钱,所以由此组成的亲戚也多。而女人无疑是世界上传播速度最快的“小报”,也因此,我最怕被她们盘根问底地审讯家中大事小情,把握不好母亲口中的尺度,抖抖索索地就将那秘密的导火线,给哗啦一声扯开了头,结果,好的坏的黑的白的,全倒了出来,以至于回了家,被父母一盘问,免不了挨一顿骂,骂我不知道察言观色,怎么就没将亲戚家的信息全套回来,倒是把自己家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全给说漏了嘴!


所以带着父母的重大任务去走亲戚,跟外交使者一样紧张,嘴里吃着亲戚家做的好吃的,心里却哆嗦着,该不该将亲戚的问题照实全答。招待我和姐姐的亲戚也谨言慎行,怕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来,比如借钱啊求办事啊,谁谁要结婚生子考学需要拿一份礼金啊等等。因为彼此都在琢磨着对方的心思,所以饭便吃得漫不经心,只听得见嘴吧嗒吧嗒咀嚼的声音,和筷子跟碗磕磕碰碰的响声。偶尔一只狗不识趣,跑到圆桌底下找人吐掉的骨头吃,舌头还没碰到那骨头呢,就被主人一声厉喝,给赶出了门。狗于是趴在门口,吐着舌头,气喘吁吁地,有些委屈,也有些气愤,不知这平日里慈眉善目的主人,为何忽然就变了脸,生出这般让狗畏惧的面容。那主人大约也有些不好意思,看狗可怜地哼哼着,将筷子里没吃的肉给扔出去,那狗一时有些分神,等肉落了地,才反应过来。主人不悦,骂道:这狗东西,今天有他妈的什么事吧,怎么就反常起来,看着怪怪的呢?这话狗当然是听不懂的,况且狗已经咯吱咯吱地啃上了喷香的肉骨头,根本就顾不上看主人的脸色,所以话中之意,就被吃饭的客人给吸收了去,虽然嘴上跟狗一样嚼着肉骨头,心里却没有狗的单纯,翻来覆去,只想着这招待饭菜的亲戚,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就忽然变得冷淡起来了?


不过这样的冷淡,到送别时,却会转变成高涨的热情。这热情来自于客人提来的一包礼。这礼究竟留下多少,带走多少,是有很大的讲究的。一般说来,留一半,送一半,是基本的规则。但即便大家遵守了规则,还是要来一番虚假的客套。这客套也不知是谁发明的,我猜测跟孔夫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孔夫子最讲究繁文缛节,这一套在没多少知识的乡下人这里,并不缺少分毫。我每次都怕这最后的一个环节,总想赶紧逃掉,不想看母亲跟那来走亲戚的,将一包好像价值连城的礼品推来攘去,一个坚持要全留下,一个执拗地要带走一半,两个人各不相让,互不服输。干这事的当然都是女人们,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跟一包糖或者一瓶罐头过不去,只有女人们会斤斤计较这一瓶罐头的价钱,想着上次给这亲戚家送去的那一袋炒糖,这次他们来,应该留下多少钱的东西,才算是不失礼数,且不让来的亲戚觉得此行亏了。


有时候两三岁的小孩子不懂父母跟亲戚家的这些虚假的客套,以为他们吵了架,会在大人们的肢体推攘里,哇一声吓得大哭起来。这一声哭,是很好的休止符,让斤斤计较的大人们见好就收,也让那一包糖或者瓜子,得到其最终的归宿。




这些烦人的礼数,我完全不在行,但却  要硬着头皮,被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地去完成  任务。好在我们家亲戚不多,常常走的,也就  大姨和小舅家。那些脸面相差无几、让我分不出谁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四个姑姑,被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给平分了,每隔三年走一次。我当然还是有大舅和二姨的,只是不知哪年哪月的规定,我们家和大舅二姨家,逢年过节,再也不走动了。我猜测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基本上也逃不出金钱和礼节等带来的相互误解。据母亲说,二姨是因为搬到县城之后,开商店发了财,瞧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怕我们有事没事就去求他们办事,当然更主要的是借钱,所以主动断绝了与我们的来往,以至于在我的印象里,几乎没有过二姨的影子。我不知道这个跟母亲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二姨,为什么会这样无情无义地断了交。当然,对我来说,有没有她,都无所谓,我原本就不喜欢走亲戚,少了她,我还觉得过年时轻松了一些,无须在一个不远不近的亲戚家里,枯坐上一上午,只为了吃一顿不怎么丰盛的饭菜,留一两包礼物,就完成了过年的仪式。


而我的大舅,也是在即将去读大学的那个暑假,突然才知道了他的存在。好像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大舅一样。想起来,大舅是母亲的哥哥,他们兄妹两个,怎么就落到互不来往的地步,谁也说不清楚,大概各自成家后,彼此琐事增多,儿女成群,也就顾不上这同胞的情谊,于是慢慢走动少了,关系也就淡了,以至于我们这一辈人,连母亲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大哥都不清楚。那年高考完后,姐姐带我去大姨家走亲戚,离开的时候,不知怎么大姨就叮嘱姐姐带我去附近大舅家坐上一会儿。姐姐比我年长,也比我更懂得礼节之类的重要,所以尽管母亲并没有让我们拜见大舅,她还是遵照大姨的指示,在路过大舅家的时候,折进去坐了片刻。姐姐每年都走亲戚,而我只是偶尔为之,所以她大概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亲戚,是大舅,他有三个儿子,每个都需要他拼命挣钱盖房子娶媳妇;哪一个完不成任务,都是他这做父亲的失职。所以相比起来,他比母亲更为辛苦。


我第一次见到他,看着那张跟母亲有些相似的脸,觉得人生真是奇怪:他与母亲的血缘关系,究竟是怎么流落到我们这一代,就忽然间停止了呢?而我跟这个叫大舅的男人的儿女们,更是从未谋面,或者,曾经谋面过,却并不知晓母亲与她的这个哥哥之间,曾经有过互相关爱的兄妹时光。


大舅看到我们,有些诧异,但还是按照礼节,给我们沏了茶水。虽然是孩子,不怎么喜欢喝茶,但那茶水却和大人一样的规格,绝不会少上一撮,或者低上一等。当然不是觉得小孩子会品出茶水的味道,而是怕回家后,大人们细细问起,孩子们口无遮拦,说出茶水难喝,让此后的亲戚关系,忽然间恶化。




大舅当然没有失礼,很快停下手里的活计,陪我们两个对春种秋收并不在行的孩子聊天。对于已经当了爷爷的大舅的陪聊,我和姐姐都有些拘谨,在大舅一声声“喝茶”的客气相劝中,小心翼翼地一口一口抿着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的茶水,并在大舅提壶给我们续茶的时候,客气地用手护住杯口,连连说几句“不用了,满着呢”。


大约这样持续了有半个小时吧,我用眼神示意姐姐,礼节是不是足够了,我们该回家了吧?还不等姐姐接到我的暗示,大舅忽然就咳嗽一声,小心问道:你们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吧?我和姐姐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大舅的问话。而大舅见我们姐妹保持沉默,又紧跟着加了一句:有事你们说就行。


我笨嘴笨舌,也不打算做这样尴尬的外交发言人。倒是姐姐,红着脸说了一句:真的没啥事,就是我妹妹考上大学了,顺路过来看看您。我以为大舅会为我高兴,表示一下微微的羡慕与夸赞,不想,他却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哦”了一声,然后便再没有了问话。


我和姐姐当然很识趣地起身离开了。而那个我之后再也没有见过的大舅,还一个劲儿地跟在身后,问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事了吗?我其实知道大舅是想直白地追问一句:是不是这次来,要考上大学的喜酒钱?但到底谁都没有说破。我和姐姐,并未想要去大舅家里讨一百块喜钱,而坚持认为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大舅,大约在我们离去之后,还会花费很长时间,想方设法去大姨家打探我们此行的真正意图。




但我其实也并不怎么喜欢大姨。尽管她跟我们家算是走动最为频繁的亲戚,不比那些势利眼的姑姑们,我考上学了,还要打探那大学到底是否正宗本科,又是不是花钱买的。而在得知我毕业后或许只能当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老师后,又百般嘲讽老师是天底下最没出息的职业:不怎么喜欢大姨,我想大概是因为大姨家的两个儿子,都通过考学得到了一份正式工作,而且姨夫还有一笔不菲的退休金,让他们老两口可以比我爸妈过得更为滋润,所以他们也就对我们这样一家穷亲戚,带着一些同情,每次登门拜访,都会让我们家人觉得自惭形秽,或者羡慕嫉妒。


这个世界上,大约我们都需要有一家亲戚,可以作为参照,照得出自家的幸福生活。所以每次去大姨家回来,或者大姨家两个儿子从我们家离开,我都会被父母批评教育,大致内容不外是要好好学习,赶超姨哥之类的话,我为此要在家里埋头苦学三天,才能逃得过父母苦口婆心的教导。而在我当初究竟是考高中还是中专的选择上,因为没有听从大姨一家的劝诫,读了高中,大有超过两个读了中专的姨哥的野心,而被他们指责,并因此让我生出不考上大学就被大姨家看笑话的压力。


在我一级一级地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博士的读书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母亲与大姨的比拼。她们姐妹两个,从比拼当初的婚姻,到比拼各自的儿女,再到儿女的工作与婚姻,始终没有停歇下来。


我因此借着外面读书就业的原因,很少再去大姨家走亲戚,并最终习惯了从母亲口中得到他们零星的消息,而丝毫不想亲自去看上一眼,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状态。


我与整个家族中最后一个亲密交往的亲戚,在嫁到千里之外的他乡之后,终于只剩下藕断丝连的一点关系。


从母亲口中听来的关于亲戚的消息,在远走他乡之后,似乎都是关于疾病或者死亡;好像一个亲戚没病没灾,就会被人遗忘。




只有他们忽然间生了变故,与之有血缘关系的人,才会意识到生命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跟自己的家族,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母亲会代替整个家庭,去给那个病入膏肓的亲戚,提一些礼品,表示慰问;或者在丧礼上,去烧一些吊纸,感叹一下过去曾经有过的恩怨,而后便将这个亲戚,锁进了记忆的仓库,除非闲聊提起,这个亲戚,自此很少再会进入我们的生活。


生命在乡下,大约跟田间地头的草一样廉价。而那些贫穷的功利的爱挑拨离间的亲戚们,他们见证着我们的衰败颓唐与荣华富贵;我们也同样折射出他们鸡零狗碎、潦草随意的一生。害怕我和姐姐登门拜访的大舅,几年前死于癌症,死前儿子与媳妇怕传染,将他一个人丢在破旧的小屋里,连一杯水都喝不到。我的某个欠钱不还并因此怕我们登门讨要的姑姑,也在忙完儿女婚事后,累死在农田之中。另外一个每年都因碎嘴而让父母吵架的姑姑,则死于一场意外的事故。对于我,他们的生命犹如飘摇的庄稼,倒下之后,便化为模糊的麦子、玉米、稻谷或者高梁,被装进了记忆的瓮中。对于父辈,他们更是炊烟一样,被风吹过,便消失不见。日子在他们离开人世之后,依然琐碎地过着,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这些亲戚的印记。


或许,也只有我知道,他们曾经在我的成长之中,烙下怎样无法祛除的印记——卑微的、贫穷的、尴尬的或者辛酸的印记。


——选自《散文》2015年第4期

排版 王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