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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叶剑英元帅一生中的几次重要抉择!

复转退军人之家 2018-12-05 15:52:31


  叶剑英(1897年0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我父亲叶剑英在很多人眼里,可是个传奇人物,他的经历也是吸引人的写作题材。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又在父亲的身边生活过四十多年,要写关于他的电影剧本,我比别人的条件应该更优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期而至迈入老年的我,现在对父亲才真正更加理解,也更爱戴他——叶剑英之女叶向真


品味他的人生路


  他一生变换过几次队伍,不变的是他一生对天地的承诺:做人民的好儿子!青年时,他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在“北伐”时期,军阀陈炯明叛变,在广州攻打总统府,他守护孙中山在白鹅潭“永丰舰”上,成功脱险。后来他是黄埔军校筹备组20位建校元老之一,开学时任职副教育长,负责制定全校课程。蒋介石非常信任并器重他。当时,唯有他一人可以佩剑进入蒋的卧室,其他人通通不可以。当时,蒋介石委派父亲做他新编第二师师长,可见他对我父亲与众不同。

  可是父亲曾对我说,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大肆屠杀革命的工人,这使他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他不能跟随这个背叛孙中山先生宗旨的司令官,他要反对蒋介石投身革命,为此他辗转反复整整想了三天三夜,在那个年代,父亲享受的待遇非常高,生活也极其优越。当时行军时跟着一个班的人伺候他,除了有马骑,累了还可以坐轿。行军途中战士挑着外国进口的曲奇饼干、炼奶、咖啡、白兰地酒等,真是八面威风。他的薪金是相当高,如果就这样做官做三四年,怎么说也可以赚到上百万美金。还没有计算他是当时南方沿海的盐税总管可以捞到的钱。即使那时抽身挂冠而去,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以衣食无忧一世。

  但是,当看到蒋介石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大举屠杀共产党时,他明白了共产党是代表人民,代表国家的未来,人民翻身的希望要靠共产党。于是经过三天三夜慎思的结果是,奋起通电反蒋。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处在最低谷的时候,父亲挺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冲他放弃高官厚禄,脱掉皮鞋穿草鞋的这种举动,在今天的人看来是多么不可理解,他们会认为很傻。但是,父亲义无反顾地服从了自己内心,“做人民的好儿子,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这一宗旨。正如他诗中所表达的“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一个伟岸又平凡的军人,要将自己的一生,最终集结在正确的旗帜下前进。而对于蒋介石个人,父亲倒时常讲述他训练学生有方。父亲说他提倡:平时当作战时看;战时当作平时看。所以他说蒋介石有作军事教育的可取之处。当时中国红色革命根据地尚且像星星之火一般,那支藏在深山里的队伍虽然象征一种希望,但是也代表缺衣少食的现状,更意味着生活上必将经受异常艰苦的磨难。他在井冈山生活的境遇与他当年在国民党军队当师长时真是天壤之别;在当年当师长时,行军中找不到水洗手就用白兰地来消毒;更无法想象当年做盐税监管大员的父亲,在井冈山根据地连吃的一点点盐都找不到。就像过去电影《党的女儿》中演的那样,山下的地下工作者交党费就是设法把盐弄到山上,那个时候没有别的食物,只好天天拿白水煮竹笋,简直和嚼树根没什么区别。甚至几十年后他看见笋都怕,以至多少年都不吃笋。

习仲勋到广州白云机场欢迎前来广东视察的叶剑英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出所料,历史演变的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民族、民生利益为旗帜的解放军以气吞山河的气势横扫天下,全中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国民党兵败如山倒。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8岁的我随他来到了北平,父亲荣任北平军管会主任暨北平第一任市长。

  1950年8月,六十年前的北平市,也是这样一个秋天,解放了的人灼,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新中国成立后的开国大典。如同1925年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之时,作为副教育长,安排好学校各系的课程及开学的一切准备工作后,他悄然离开踏上了“东征”的战场,去打背叛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军阀陈炯明。北平第一任军管会主任,第一任市长叶剑英,在完成了首任接管北平的任务,筹备好国旗、国歌、场地、礼炮开国大典的一切准备工作后,交代给第二任市长聂荣臻,再次南下踏上征途,奉命担任南方局第一书记的任务。我也随父亲一同南下,一路随部队解放中南、华南的进程最后来到了广州。

  1950年广东解放后,父亲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长、广州市长等等。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我祖母的照片,父亲一拿到照片,就在下面题了几个字:“为人民的中国而欢欣,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看得出他对母亲深厚的感情。父亲的房里曾挂过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画,一个农村模样的母亲在给孩子喂奶口父亲说这很像他的母亲,六十多岁的人会以这样的方式纪念自己的老母亲,并学习母亲的善良。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经常把祖母仁爱、惜老怜贫的故事讲给我听。从小我就觉得“阿婆”就是最高大、“最共产”的人,自己没吃的也要把仅有的一碗饭端给更贫寒的人。所以我爸爸想当然就该是共产党嘛!

  父亲是一个极其孝顺父母的人,进而扩展到孝顺自己的人民,人民的需要就是他的使命。他少年时就仰慕像文天祥、岳飞这样为国、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英雄。父亲平生把“孝、悌、忠、信”融入了自己人生的行为中。


慈爱是主旋律,还有弦外之音


  我父亲平时很慈祥,但是他严厉起来,很有震慑力,没人敢顶撞。我小时候还不懂这是为什么,父亲突然为小事会那么凶!长大了才明白:这是一种“训导”,为了把做人的标准、要求和准则告诉我,让我们永远要记住。例如对来客一定要讲究礼貌,要尊重所有人。每次家里来人,不管是司令政委来向他汇报工作也好,还是一般客人也好,临行告别时,父亲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要坚持拄着拐棍送客,而且他要求我们也要这样做。

  记得我十来岁时,一天有位客人来拜访他,那时我只顾着自己在沙发上蹦蹦跳跳的玩耍,完全没有察觉到客人要走。当父亲走出几步,见我毫无反应,转身朝我压着嗓门瞪着眼说了一声:“站起来!”真凶啊,我吓得一下子就从沙发上蹦下了地,赶紧跟上去,我明白要我做什么:和父亲一起送客人出门。在一些看来不起眼的小事上,他从来都注重身体力行的家教,平时很少讲那些海阔天空的大道理,但是一件件这样的小事会让你一辈子不会忘!我想今天有人骂人:这个人没有“家教”,这是骂父母而不是骂孩子啊!说的是父母缺乏教养!

  他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更是非常关怀,对哪怕是在外围站岗的警卫战士,他都叫得出名字。而且散步时都会走过去问他们家乡是哪里的,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有困难没有。有一次,一位警卫要告假回家探亲,父亲知道他家里的情况不太好,立刻派秘书拿一百元交给他。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每个月才发四十元。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亲的400元钱啊。

  六十年代我结婚的时候,还记得来了很多客人,陈毅,罗瑞卿,方方等长辈,还有和父亲一起工作的同志们。这一天非常热闹,我也一天没停脚,待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是晚上9点多了,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等坐下,父亲突然问我,给没给工作人员送糖果?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就沉下来了,“人家都凑了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人家容易吗?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地对待工作人员!”我只好立刻拿了托盘,装了糖果去挨家挨户送。

  父亲的教育就是这样,要叶家的人懂得一个“礼”,要尊重别人。古语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以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至今都很怀念他这一点。

  读大学时,周末回家坐公共汽车要换三次车,大概要两个半小时才能到西山。常常早上从学校出门,到家吃一顿午饭就要往回赶。但多数碰巧能蹭上父亲的返程车,或搭乘到城里办事的顺风车。有一日盛夏酷热挤不上公共车,路上折腾了三个小时。我一进门就发牢骚,抱怨没车接我,我父亲一听就火了,指着我骂说:“你以为这个车是给你们配备的吗?因为我是替党和国家工作,才给我用的车!这是工作用车!你们顺便搭个顺风车就很不错了!一般老百姓可以坐公共车,你怎么不能坐?你以为你是谁?!”没想到我爸发这么大的火!从此我再也不敢在这些问题上发牢骚了。这也让我想起他经常对我们孩子讲的一句话:“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全家人没有不铭记:夹着尾巴做人的家训。

  我长大高中毕业了,到了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他希望我像作文中写的那样个中国的“米丘林”学农业、园艺,为国家做实事。但是,我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父亲得知我考上的是电影导演系后很不高兴,觉得我这专业有点儿不务正业,给了我一个消极的抗议,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直到二十年后,我拍完电影《原野》,请他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啊!他老人家总算是认可我干这一行了,我还第一次见一个人一口气能憋二十年不说的。这就是我的爸爸。


人生贵有胸中竹


  父亲曾经写过一首《题画竹》,中有两句诗句,我印象特别深刻:“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1967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一伙的冲击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中南海怀仁堂在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我父亲责问“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搞乱了,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就在这后来被定为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在两派尖锐的斗争中,由于过度的气愤,父亲把小拇指都拍断了。但是这是一场捍卫“军队不能被冲垮”的斗争,也是“国家不能乱掉”的最后保障。自1967年至“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始终贯穿着以父亲为首和“四人帮”争夺军权的斗争,而父亲为了保障从中央军委到各军区的领导能够正常维持工作,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利用他的职权和周总理及一些老同志,坚决抵制在军队内搞“四大”,不准群众冲击军队指挥部门。这些举动导致江青一伙最恨的就是父亲,而且想方设法要把他从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拉下来。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江青亲自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执行,突然把我们家六个子女和保姆都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叶帅的材料,目的是将他打倒。我是叶家被关监狱时间最长的一个,关了将近四年。此后父亲因“二月逆流,‘r司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

  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父亲才又重新主持了军委工作。还是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说:“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毛主席说:“一个孩子关她作什么!”就这样我被放了出来。

  因为是在单人牢房关了四年,我放出来的时候,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而且怕听声音,感觉所有的声音都是刺激,人也变得十分迟钝。父亲第一次看见我时他非常激动,他问我的身体状况如何,我却木木愣愣傻呆呆地回答不清楚,在父亲眼里这个他从小带大的女儿,如今是不是变成残废了?怎么话都说不利落!

  看着老人饱经沧桑的面庞和期待的目光,我不能不说话了。

  我好不容易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我的话,他的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了:“不!是爸爸连累了你们。”戎马生涯的父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一时间我也热泪滚滚。“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或许历史上的忠臣就是多受磨难吧。

  1976年年初,79岁高龄的父亲仍然主管着军队的主要工作。9月,毛泽东主席去世后,江青等跃跃欲试,准备“登基”。各方情报很自然都先后汇集到父亲这儿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已经要先动手了,上海民兵发了武器……

  父亲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三个人分别经过多次精心填密的策划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具体计划。定于10月6日,按照事先商定的部署,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主持和见证,由汪东兴领导下的中央警卫局一一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分别抓了起来。就这样在极秘密的情况下,没响一枪,没流一滴血,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驱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也就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重大转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中国人民开始了重整河山,复民兴国的各项经济工作。

  八十年代,父亲担任人大委员长,已是非常疲劳了。他的帕金森氏症也明显加重,行动不便,我看着老人家这样子,十分心疼。我思想也斗争了很久,怕冒犯老人家,打击他的情绪,但终于我决定了要向我爸进言。有一天清晨,看着爸爸刷牙蹒跚的样子,我在他旁边小声地说:“爸,全国人民永远会记得你们这一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把水深火热中三座大山下的中国人民救出来,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米了……这一段历史的丰功伟绩,永远留在中国的历史上了。但是谁也违背不了自然规律,任何伟人也不可能把儿孙的事做完哪,老爸,你看秦皇、汉武、成吉思汗……走完了辉煌的高潮,总是要落幕啊!老爸您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呢?……”他认真听我说完了,没回话,又继续刷他的牙。可是没多久他就向中央写了请辞报告,而且不止一次。但是后来他对我说小平不同意:老兄,你退了我怎么办?还是我们以后一齐退吧!我想父亲决心已定,还是一直坚持要请辞,最终如愿了。(本文摘自《我的父辈》,张黎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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